易春秋一系流衍为阴阳、兵、法、纵横家、黄老之学及中国史学。

像吸烟之善与健康之善、美食之善与瘦身之善的矛盾关系，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并且，恰恰由于诸善冲突所导致的善恶交织特征，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一面甚至要比达成特别想要之善的一面更有决定性意义：只有在防止了会给自己存在带来严重损害的不可接受之恶的先决前提下，一个人通过选择获得的那些十分重要的好东西，才有可能充分发挥维系自己存在的积极效应。

《孟子·告子上》说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关键词  善和恶 诸善冲突 取舍选择 是和非 人的有限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不但十分常见、而且意义重大、却没有在理论上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现象，这就是诸善冲突。从这里看，一个人有可能达成的最理想最圆满的存在境界，当然就是能够得到自己认为有益而可欲的所有好东西，避免自己认为有害而可厌的所有坏东西，从而充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了。否则，就像不时发生的赚了大钱丢了小命的日常案例所显示的那样，倘若一个人在诸善冲突的情况下只是沉迷于怎样实现特别想要之善的成功学，却遗忘了优先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正当论，他很可能就会因为事后发现自己做错了而陷入追悔莫及的悲剧状态。然而，不可得兼的诸善冲突却截然不同了：无论是发生在人际之间，还是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它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好东西与坏东西密切交织的严重后果，从而在维系人们某方面存在的同时，损害人们的另一方面存在，结果导致人们的存在永远处在片面有限的状态之中。

实际上，这是一种能够从善恶好坏的核心语义那里分析性地演绎出来的普适性模式：在元价值层面上，任何人都会想要得到能帮助自己满足需要、对自己有益、为自己所意欲的好东西，想要避免会妨碍自己满足需要、对自己有害、为自己所讨厌的坏东西——不管他们在规范性层面上意欲的是白菜还是萝卜，讨厌的是和平还是战争。无需细说，在人们意欲的各种好东西之间也会存在共生和谐的关系：某种善的实现不但不妨碍、相反还能促进其它善的实现，诸如身体健康有助于事业发展、你帮助了我而我也回报了你之类。而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地位最高的不是孔子，而是佛祖。

然而自西汉以来，孔夫子的思想毕竟支配了多数中国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意识和性格，比较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与孔夫子作为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的代表和思想家的相遇，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特别是当时重庆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特点：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宗旨的政治，不能不正面借助并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让其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资源。

当时的学者和政治家所理解的进步，首先就是人的智力和支配环境的能力的不断提升。但马克思听了却感觉这像空想的社会主义。

于是，人们在生死之间、古今之间形成一种情意绵绵、思念不断的纽带。（加达默尔，第363页）下面对之试予分析论述。政治斗争的需要越来越成为毛泽东看待历史和传统文化、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是非正误的标准。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最高领导。

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可见，只要人是有身有家之人，儒学就不会丧失其价值，虽然它必须经过创造性转换。1920年3月，他在致周世钊信中说自己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做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中国学者张东荪认为古希腊理性传统在西方历史中发挥着推的作用，基督教传统起到的是挽的作用。

1840年以前，欧美的思想文化主要是通过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因为这既意味人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还意味着对父母祖先生育自己的恩情的感谢与敬重，并懂得以这感激和敬仰之情教育下一代。

例如，在韦伯那里，就只有两种社会，一种是陷在传统的罗网之中的社会，而在另一种社会里，行为的选择标准是理性的计算，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利益的满足。这都说明，马克思贡献于人类理论宝库的虽然主要是他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但他并不缺少人文的价值的关怀。

全球化和地方性的相互转化，将导致文化在走向统一性的同时，形成新的多向性和多样化。靠对一个符号及其所代表的理论的解释，作用也有限。如果父亲把儿子打的一塌糊涂，儿子怎么样能够孝呢？这是孔夫子的辩证法。这种跨时代、跨文化的解读很难避免误读乃至曲解，但也不无合理性及正面意义。（参见许全兴，第2-8、289-290页）由此，毛泽东很快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既指出其封建属性而批判之，又肯定其历史的合理性以吸取之。由此可见，儒家在近代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往往同出一源，难分难解。

（《论语o学而》）对父母丧尽其哀，对祖先祭尽其敬，民众的生命意识、伦理观念就会变得浓厚、明晰起来。体现在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小说、话本和各种戏剧评书等民间文学中的小传统，多半是儒释道法各种思想观念的混合物，富含底层人民的生存智慧和正义感，也不乏狭隘的哥们义气、快意恩仇等非理性的负面因素。

因而，若再以一种简单一元论的观点看待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并由此或者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或者无限抬高传统文化的作用，都是不能成立的。[10]司马迁，1959年：《史记o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

马克思说得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如他这样解释孔夫子的父慈子孝：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理论也有了新的体认。正像许多近代西方学者一样，马克思是知道孔夫子的，但所知有限。四是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而情感、道德和信仰是构成人文的主要成分，并体现在传统的形成、传承和转换之中。

人们所熟悉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论述，简要地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由于在家庭关系中不再需要工具性的考量，因而它基于亲情、人的身体的有限性和精神寄托而存在的情感的、伦理的和终极关怀的向度，反而会以更加纯粹的形式凸显出来。

[14]《严复集》，1986年，中华书局。道义的承担在儒学中的形上根据为天命，受命担当道义则是成就内圣外王。

但愿自己以后少些忙乱，也少些失误和硬伤。--至于有人说，文革的源头是五四运动的激进思潮，则值得一辨。

言外之意，就是还要有一个代表并促进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程序正义和现代公民社会的符号。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但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由中国革命者所理解和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受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深刻影响，社会科学要么把传统等同于落后和停滞，要么将其等同于可以省略掉的时间。

……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当它被统治阶级纳入到三纲的体系之后，更是成为封建的意识形态。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往往构成解释学的循环。孟子则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在这个历史阶段，孔孟儒学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封建意识形态而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则充当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打倒孔孟之道的武器。（《鲁迅选集》第4卷，第168、169、170页）为了把假孔夫子与真孔夫子区别开来，作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后来曾有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之主张。